广 角：青少年教育面面观（2） （一） 什么都不能阻挡 我对玩的向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魏晞 
2019年1月1日，洞穴唱吧亮相重庆涪陵一景区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免费唱歌和休息。 这是一群习惯下班后找点乐子的年轻人：去KTV喊上几曲儿、在健身房挥洒热汗、桌游馆里和朋友唇枪舌剑。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他们固有的生活节奏。热爱蹦迪的人形容，他们是“夜店流失儿童”，每天靠线上斗地主打发时间。居家隔离时，健身爱好者自己动手，利用家里的桌椅板凳组装健身器材。 如今，全国各地的娱乐场所陆续开放，他们迫切地想回去。经营剧本杀的桌游店老板总能收到老顾客的信息，催促着他们尽早开业。毕业班的同学一边焦急地等待面试通知，一边约好，回校后蹦迪、唱歌、旅游一条龙。 暂时满足娱乐需求的缓兵之计 梅寒什么都愿意尝试。她曾经和一群陌生人待在小黑屋里，胡侃自己的故事，她参加过漫展，还在桌游馆里兼职。这个1999年出生的姑娘热衷新奇体验，但只在健身这个爱好上持续地找到了爽的感觉。 在学校时，她每周有4个晚上在健身房度过，风雨无阻，已经坚持了3年。从哆哆嗦嗦、举不起杠铃的“小菜鸡”，她熬成同学口中的健身达人，不会再有教练把她列为目标客户搭讪，推销卖课。 2020年春天，疫情来袭，她买了可自行组装的杠铃片回家，利用家具开始训练。她有时模仿杠铃架的结构，拉上两个椅子背靠背，方便深蹲后把杠铃架在椅子上；有时把两个带软垫的小座椅推到沙发边，排列整齐，当作卧推椅。 但自行组装的器材还是无法满足训练目标。她不敢增加杠铃的重量，生怕两个椅子承重力不足；躺在沙发上，很多卧推的姿势无法做到位；组装杠铃片需要反复拆卸，费时费力，“我在家练得不爽。” 她给自己设立日程要求，午饭后一小时健身，却总被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打乱节奏。偶尔百无聊赖，她脑子里会冒出一个念头，“今天要不要健身”，但很快会被手机上的搞笑小视频和瘫在床上的舒适感打消。 在等待回校的日子里，袁也经常在手机上观看视频，陆陆续续收藏了不少舞蹈动作。即将本科毕业的袁也是舞蹈爱好者，在校时，她每天都会去舞房练舞，偶尔和一起跳舞的朋友去蹦迪。 她回忆，这群有舞蹈底子的年轻人踩着音乐节奏，总爱设计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兴奋时，他们直接冲到DJ台上，站在舞池的最高点对着人群舞动，全场嗨翻。 “我们的目标是惊艳所有人，做全场最靓的仔！”袁也说。 他们还会设计舞蹈接龙的游戏，每人即兴编排一个八拍的动作，下一个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即兴发挥。近几个月，她对着手机收藏有意思的舞蹈动作，等待表演时机。 淘宝某家销售LED水晶魔球灯的商家，5月销售了5000个以上魔球灯。客户们分享视频，巴掌大的魔球灯把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的小光斑投射到白墙上，随着音乐节奏变化轨迹和颜色，接近夜店的灯光效果。其中一个用户评价：“非常炫酷，可以约姐妹到家里蹦迪。” 手机记载着这些年轻人期待重逢的迫切。从4月开始，在天津经营一所桌游馆的王大发每天都能接收到客户的催促信息。部分客户已复工，希望下班后有个娱乐的去处。 桌游馆的老客户微信群有400人。大多数人足不出户那段时间里，每个夜晚，微信群会有客户自发组织线上游戏。因为热爱同一款游戏，同一城市的陌生人隔着屏幕，组织最精巧的语言互相“厮杀”。 这只是暂时满足娱乐需求的缓兵之计。王大发观察到，当年轻人重新沐浴在阳光下，他们更偏爱线下沟通，通过观察其他玩家的表情一决胜负，胜利时，他们不需隔空击掌。 客户的热情缩短了王大发的停业时间。4月初，她开门迎接第一批客人。闻声而来的订单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筛选客户，保持人均1.5米的社交距离。 年轻人可以在桌游店唱歌，也可以在寝室蹦迪 北京KTV暂不开放时，部分桌游馆承担了年轻人唱歌的需求。 每次加班至深夜，朱冰习惯和朋友们去熟悉的KTV吼几个小时，再各自回家睡觉。4月底，他们再次到老地方相聚，却意外扑了个空，黑灯瞎火的环境提醒他们，暂不营业。 他们按照点评软件的推荐顺序，挨个给KTV 打电话，被告知北京的KTV均不开放。他们转而询问桌游馆，想用牌桌上的勾心斗角，压抑高歌一曲的渴望，却意外找到一家带有音响设备的桌游馆。 桌游馆约6平方米的包间里，最中央放着一台麻将桌，桌上堆着各种时兴的桌游，墙上挂着电视机和点歌屏。朱冰3人挨着墙角一圈窄窄的沙发挤了挤，准备把攒了3个月，却没机会发挥的歌曲都唱一遍。 他们花了两个小时寻找能相聚唱歌的场所，因此变得格外珍惜点歌的机会，每点一首歌都要反复斟酌：不唱口水歌，太通俗，洗澡时也能唱；不唱需要飙高音的歌曲，费嗓子，歌者要为后续的演唱保存实力。 为了演唱更多的歌曲，他们常常唱一半就切换下一首歌曲，只图短暂过个瘾。两个小时后，朱冰走出包间，感觉过了点瘾，但还不完全。 年轻人可以在桌游店唱歌，也可以在寝室蹦迪。 有媒体报道，“五一”假期，山西某高校部分已经开学的大四学生无法离开学校。某个夜晚，男寝室楼传出唱歌跳舞的喧闹声，引来女同学们关注，她们在隔壁楼的阳台上，点开手机闪光灯跟随音乐节奏回应，“隔空云蹦迪”。 袁也在卧室也开始手舞足蹈。她照常化妆打扮，摆上三脚架架上手机，再摆个小型蓝牙音响，开始录制跳舞视频。唯一的不足是镜子。舞房的大镜子能反射她每一次踢腿、每一次旋转，但家里的试衣镜画框有限，只能容纳一人身量，她开始习惯步子迈小一些。 她中午起床，晚上9点开始跳舞，兴奋时，她能在房间里跳到凌晨，即使没有观众，也没有掌声。 但她获得另一种成就感。每个一分钟以内的视频，她要跳上百遍同样的舞蹈才能完成，某一秒钟的动作没有做好，她就整段重录：先在试衣镜前学习半个小时，再拍两三个小时，然后剪辑、加音乐、配字幕，有些画面需要转场特效，有些视频她会调色。 这些精心制作的视频被上传到社交网络后，袁也会阅读每一条评论。母亲常是第一个点赞的观众。朋友夸她像韩国女团BLACKPINK的LISA。 赞美来得比往常延迟一些。在学校舞台上表演，袁也不需要在意面部表情，只需要把动作和步伐做到位，就能听到台下观众即时的鼓与呼。 酸爽又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春暖花开时，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出家门，尝试恢复习惯的生活节奏。 袁也的家乡在长江边上。疫情稍微缓和时，她把录制视频的装备都带上，在长江边找个空无一人的地方跳舞。她还穿上白衬衫，苏格兰短裙，扎好双马尾，在没有行人的天桥上跳着最时兴的女团舞，露出一小截她自称粗壮的小腿。 她还戴着口罩重回舞房，和朋友一起踢着最大幅度的腿，做最饱满的动作，无论旋转几圈，都能在大镜子里找到自己。 在深圳KTV重新开业的第一天，凌凯欣急吼吼地拉上朋友，当KTV的第一批顾客。她在美国工作，春节前回国陪父母过年，在她回国的计划里，唱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新冠肺炎病毒阻拦了她回美工作的脚步，但不能阻止歌唱。 那一天，她唱了五六个小时，直到嗓子沙哑，再也吼不出一个音。唱罢，她感觉喉咙发痒，突然害怕由于外出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待在家里一个星期不敢出门。 这个春天，大四学生赵丹枫迷上了烘焙。她发现，相比于在唱歌界、蹦迪界，自己在厨艺界更有天赋，因为她爱吃，也爱琢磨。她第一次尝试制作蛋挞，父母是她忠实又不吝赞美的食客，还把蛋挞带到单位和同事分享。 她学会了英国菜、日本菜、韩国菜，还挑战了制作难度较高的6寸戚风蛋糕。为了减轻她找工作的负担，父母开玩笑，“找不到工作就回家开饭店。” 在等待返校的日子里，她通过手机屏幕维系同学友情。有同学热爱唱歌，常常分享唱歌的音频，她给他们送花、刷礼物；她偶尔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烘焙作品，同学们会商业互吹，“看着就很好吃”。 家乡的健身房重新营业后，梅寒准备积极运动。2020年第一次走进健身房，她习惯性地把重量设定在原先的标准，却发现怎么推都推不上来。一个健身教练经过，委婉提醒，从最小的重量开始练，她又变成教练眼里的目标客户。 离开健身房数月，她发现自己的腰臀比越发不明显，很多裤子都穿不上。这个身高1.58米、体重约50公斤的姑娘，原先深蹲能承重50公斤，现在只能承受20公斤。 她不懊恼，重新从“小菜鸡”开始训练。力不能及时，她看着镜子里汗涔涔的自己，小声呐喊来获得力量。运动完做拉伸，她拿起泡沫轴压在大腿上，来回滚动，酸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大发、朱冰均为化名） （选自《中国青年报》） （二） 游戏化生活 准备好了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当夏烨看到年过五旬的妈妈沉迷于《健身环大冒险》时，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沉浸在游戏快乐中的自己。 《健身环大冒险》是一款聚焦于锻炼身体的游戏，2019年发售之后，迅速风靡流行。游戏发售前夕，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夏烨觉得锻炼身体已经刻不容缓，于是，从小一直喜欢玩游戏的他果断下了订单。然而，令夏烨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家里便有了对这款游戏比他更加热衷的人。 在玩《健身环大冒险》之前，夏烨的妈妈唯一玩过的电子游戏就是《开心农场》。她并不熟悉游戏，但这并没有影响游戏的“即时反馈”机制为她提供成就感。在游戏中，通过深蹲、摆臂、瑜伽等健身动作，玩家可以积攒战胜敌人的力量，而在游戏中升级又可以解锁更多锻炼动作，很快，这就让他妈妈在迷上这款游戏的同时，也迷上了在家锻炼。 夏烨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价值观之一，就是兴趣爱好一定要对生活有所帮助，而游戏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因此，他一直没有底气把自己喜爱的游戏推荐给家人。然而，看着手持着健身环的妈妈，夏烨发现，游戏不仅是一种娱乐，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功能”，光明正大地进入家人的生活。这让夏烨觉得，自己的世界终于“对妈妈稍微敞开了一角”。 游戏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存在的“即时反馈”，而这种“即时反馈”不仅可以让游戏变得更加好玩，也能像健身环鼓励人们开始锻炼一样，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即时反馈”这一概念，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游戏系副教授税琳琳的解释是，你在游戏里干的每一件事情都能立刻得到回应。如果你得到了好的回应，你可以继续，如果回应不好，你则可以及时改正。这种“即时反馈”的感觉，是现实生活中十分稀缺的存在——当你背单词的时候，就算你一口气背会了200个单词，这样的成就带来的好处，也很难让你立刻有所感知。 知名心理学家伯尔赫斯·斯金纳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理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减弱或消失。人们可以用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修正其行为。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斯金纳理论的灵活化用，也正因如此，“游戏化”的生活方式，才具备了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 2015年，知识服务运营商“罗辑思维”还是一家只有40名员工的初创公司，每个员工几乎都要身兼数职。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罗辑思维创造了一种名为“节操币”的管理模式，尽管从表面上看，“节操币”好像只是一种工资之外的福利补贴，但在实际操作中，“节操币”却有着很像游戏的独特“玩法”。 每个月，罗辑思维的每位员工都可以获得10张“节操币”，每张“节操币”价值25元，可以用于在公司周边消费。然而，员工并不能直接使用公司发给自己的节操币，而只能把节操币赠予别人，或是使用别人赠予自己的节操币。每当一名员工认为自己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便可以把自己的节操币赠予对方，并注明原因，每年收到节操币最多的员工，年底会额外获得3个月的月薪奖励。这个独特的制度，很快就在公司里产生了实际效果，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李天田说：“很少收到节操币的员工，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他们很快会自觉改善或离开公司。” 能够依靠引入“即时反馈”这一游戏化机制得到效率加成的，不仅是工作，也可以是任何其他能够通过“激励”参与者得以促进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当下十分流行的蚂蚁森林，便是“游戏化公益”的典型体现。根据蚂蚁森林的官方数据，截至目前，已经有上亿名用户通过蚂蚁森林的系统种下了超过1.22亿棵货真价实的树，累计为我国减少碳排放量1100万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如此“沉迷”蚂蚁森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蚂蚁森林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和直观的“即时反馈”。 杨驰是蚂蚁森林的用户之一，每天早晨在洗漱期间点开蚂蚁森林收集能量，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交一次水电费可以产生262克能量，坐一次地铁有52克能量，坐一次公交车可以产生80克能量，点外卖选择不要一次性餐具可以有16克能量……就像电子游戏的玩家对游戏内的各种数值谙熟于心一般，对于蚂蚁森林不同能量来源的准确数值，杨驰随口就能背出。除了自己产生能量，用户在蚂蚁森林里，还可以去好友那里“偷”别人的能量，这种互动增强了蚂蚁森里的游戏趣味，也让用户有了更高的积极性生产更多的能量。 两年来，杨驰积攒的419.4kg能量已经为他在乌兰察布地区种了一棵柠条，在武威地区种了一棵梭梭树，在忻州地区种了一棵沙棘，在巴彦淖尔地区种了一棵红柳，在酒泉地区种植了一棵杨树，在鄂尔多斯地区种了一棵花棒。通过摄像头，杨驰可以在手机里直接看到自己种下的树，这种“积攒的能量转化成树”的设计，给了杨驰强烈的现实感，毕竟，看着自己的树一天天长大取得的成就感，绝不是能量数字的单纯增长所能比拟的。 （选自《中国青年报》） （三）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野餐 鑫宇 6月的北京，太阳向北回归线迫近，让盛夏的日光晒干了空气。热到烫屁股的草坪仍然找得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围拢在不同颜色的格子布旁——他们聚在公园的树荫下，或是郊区的小河滨，组成形散而神不散的小队阵型。当我望向他们，我觉得每一张垫布上放着的，都不仅是食物与装饰，而是一种格调，一份情怀。 没有人知道，野餐是怎么在2020年火起来的。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自从人类的日常进餐场所转入室内开始，作为一种兴趣活动的野餐，可能已经有了数万年的历史，但我们必须承认：野餐在今年的受欢迎程度，确实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病毒的威胁让人们戴上了口罩，保持着社交距离，但这却无法阻挡人们和好友一起带着垫布和鲜花奔向自然的热望。一时间，野餐热潮迅速席卷了年轻人的朋友圈，让“你去野餐了吗”成了一种时髦的问候。与此同时，这股潮流也造就了实打实的消费，让“野餐经济”意外地成了时艰之下的幸运赢家。 如果有人说：这股野餐热潮的背后是淘宝铺子提振消费的阴谋，恐怕除了脑回路异于常人的阴谋论者，所有人都只会把这当成一个荒唐的笑话。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股野餐热潮对社会最大的影响，正是与此伴生的种种消费——想要出门野餐的人，首先当然要有一块拿得出手，且很可能不再复用的野餐布；用来给照片提供格调的餐篮、刀叉与鲜花，也近乎野餐活动的“刚需”；如果想进一步“升级”，后面还有拍立得、外文书报、水晶杯等一系列“自选装备”任君选择；与这些开销相比，用来野餐的食物甚至都只能敬陪末座。显然，野餐这项活动，就算确实自带了几分远离现代社会的田园牧歌气息，也终究逃不过消费的桎梏。 事实上，正如那条在微博上被转发了大几万次的网红视频《上海野餐图鉴》所言，对大多数新晋野餐爱好者而言，野餐的关键，其实既不是“野”，也不是“餐”，而是气氛拉满，拍照好看。要追求这两个目标，自然很难离开消费的加持。毕竟，气氛的本质是我们对符号的理解，拍照的意义则在于记录与展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可供消费的商品本身就是象征性符号的最大生产源，与此同时，由商品提供的文化符号，也通过定义何谓“高级”，何谓“洋气”，何谓“华丽”，主导了我们对什么样的事物出现在照片里显得“好看”的认识。对野餐者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在消费物资，不如说他们是在消费那些附着在“野餐必备品”上的象征意义。而这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野餐为何会衍生出大量的社会消费——从消费主义的视角出发，野餐潮流和“野餐经济”，打从一开始就是同一回事。 野餐这样一件承载了许多美好想象的事，让我这么一说，似乎一下子失掉了浪漫。为此，我还须特此说明：这些话的用意，绝不是消解年轻人想要用野餐等点缀生活的手段所追求的浪漫。我们用消费的方式购买象征性符号，用以自我满足，固然是个值得反思的事实，但又有谁能说：人们在消费中买到的这些象征性符号是假的呢？ 事实上，我从来不曾站在隔岸观火的高崖上，对向往野餐的朋友们居高临下地批判，因为我和所有人一样，是个会站在超市的货架前，为选出更漂亮的野餐布踌躇不定的凡人。只不过，当我筹备一场野餐，并为这场野餐而消费的时候，我选择对“用消费寻找意义”的消费主义文化保持清醒，而拒绝在茫然无知中安于糊涂。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一种“中庸之道”，让我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用消费换取意义，也能保有一份审慎的反思，从而可以不时跳脱出来，在消费之外寻找别样的体验。 我曾带着一整套漂亮的餐具和餐垫，跑到森林公园，在几乎已经被其他人占满的草坪上找到一小块尚可落脚的地方，和对象一起用最厚的美颜滤镜自拍；我也曾轻装爬上香山背后的野山，喘着粗气坐在山顶的大石头上，一边吃着自家做的酱肉，一边剥开随手买来的橘子。工资刚刚到手的时候，我甘愿以清醒的状态花上一笔小钱，去享受用消费换来的气氛，留下可以用来发朋友圈的照片。而当我真正想要放空的时候，我也可以跑到尽可能偏远的地方，来上一顿把重点放在“野”和“餐”上的“原始野餐”。 说了这么多，我真正想讲的道理，当然不仅与野餐有关。野餐其实只是一个缩影与代表——放眼望去，我们所追求的格调、姿态、品位、志趣，其实都和野餐一样，不论听起来多么形而上，最后都难免要和消费相关。对此，有人会觉得世事从来如此，这样的交换再正常不过，也有人会把这当成金钱对其他价值的侵犯，为此对其深入批判。消费是全球市场经济的基石，消费主义文化则是将物质层面的消费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勾连起来的纽带，为此，我们唯有清楚地看到消费主义的逻辑如何影响我们的精神追求，才能在此基础之上，给出自己的态度与判断。 不论我们就此作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会有人用标准答案给我们打分，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多么沉重。只要银行卡里有钱，用消费换取意义并不困难，只要大脑尚有余裕，用心反思消费也很简单。当我们想要去追求某种价值，而本能地想到消费的时候，我们不妨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否消费得起？这种消费带来的价值与其价格是否相称？消费又是否是获取这种价值的最佳渠道？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自然能作出更正确的选择。 （选自《中国青年报》） （四） 00后只是与你不同 樊未晨 最近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感触颇深：因为疫情，不少十几岁的孩子被憋在了家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成了做饭能手。
记者约了一位妈妈想聊聊她家孩子的做饭故事。结果，采访从一开始便被这位妈妈带偏了。 这位妈妈很认真，采访前一晚进行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大概是因为图片和视频太多了，电脑在操作的过程中瘫痪了，这位妈妈便打了N个电话进行咨询，又用手机上网查了不少资料，整整一个晚上也没能把电脑修好。“第二天一早，女儿知道后，立刻去咸鱼上花了10元找了一个电脑高手，这位高手用QQ远程操控‘我的电脑’，几分钟就弄好了。” 那次采访变成了70后对00后的再认识。 其实，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代人时都不能脱离他们生长的时代，对待00后更是如此。这是在互联网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他们内心有关“平等”“共享”等观念不是被教育出来的，而是互联网这个环境本身具有的特性，再加上，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载人航天等，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强大而快速发展的国家，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便形成了00后群体的底色。 很难能说清楚，这层底色让00后有了哪些具体的变化，但是有一种感觉却越来越清晰：这群孩子活得敞亮。 比如花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00后都是“VIP”加身，当他们的70后80后父母还在网上的犄角旮旯里拼命搜寻各种免费资源的时候，00后早就为了追动漫而给视频网站付费、为了看书而在阅读平台上付费、为了听音乐而给特定的App付费……他们觉得每个月花几元或者十几元成为某平台的会员，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享受更多会员权益，挺合理。 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仅愿意在上面投入银两，他们更喜欢“晒”。翻看被同学称为“汉服神”的一个中学生的朋友圈，你会发现，她会为了一件衣服折腾半个月：先是在网上挑选，选中的样式就会发到朋友圈，让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她不需要简单“点赞”，“想说就说出个具体意见，没想法可以闭嘴。”综合大家的意见她会继续挑选，然后发起又一轮讨论，最后，她买下了很多人都看好的那一件，最后的最后还要来一场“买家秀”，这时候她要的是赞美：“大家多多‘点赞’。” 一个中学生的一次购物被一群中学生搞成了“网上狂欢。” 有些成年人会说00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们的消费不与生计挂钩，不需要算计。不过在00后心目中，成年人的消费才是真“拧巴”，“在十几元的会员费上左右思量，但是为了个名牌包会花几千甚至上万元。”一个中学生这样抱怨自己的妈妈。 无论你是否认同这群00后，但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活得更恣意、更真实、更敞亮。这敞亮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与他们生长的时代有关，与他们被海量的资讯“武装”有关。更与他们受到的关爱有关。 所以，当我们看不惯00后的行为想批评他们时，请先忍住，试着去理解他们，你会发现那只是他们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无关优劣，只是与你不同。 （选自《中国青年报》） （五） “人从电脑面前拉回来。” 年轻人青睐的“剧本杀” “戏精”的新体验 社交的新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见习记者 毕若旭 “欢迎各位大侠来到沐云庄，还请各位把身上的暗器交给小人保管。”交出手机，换上青绿色的汉服，90后姑娘张莹走进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成为剧本中的女侠柳遗墨。在一下午的时间里，她要和7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起，化身侠客，破解沐云庄庄主被害的谜案。 近两年，这种名为“剧本杀”的社交游戏逐渐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三四个小时内，玩家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一起，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可以是将军、侠客、警察或者消防员。“像自己演了一部大片一样。”张莹说。 目前剧本杀的主要消费群体年龄在20岁到35岁之间。“它实际上满足的是年轻人的社交需求，让他们从线上回到线下，面对面去交流。”在从业已有两年多的洛阳市FB谋杀之谜体验馆创始人袁航看来，“人和人的交互是这个行业的精华，人和人交互的平台是这个行业的意义。” 年轻人的社交新选择 在沐云庄的剧情里沉浸4个小时后，张莹从江湖回到了现实，她和饰演表姐角色的女生已经热络了起来，“当我代入角色，和她扮演的角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激起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共鸣。大家又有共同兴趣爱好，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从2019年年初接触剧本杀开始，张莹已经玩了20多个剧本。 这个起源于欧美派对的游戏最初被直译为“谋杀之谜”，在国内，按照之前社交游戏“三国杀”“狼人杀”的称呼，它被称为“剧本杀”。 游戏中，玩家们要根据自己手里的剧本共同演绎一段故事，他们需要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过互动交流、探讨、交换线索，共同揭开故事背后的秘密或发现凶手。 95后男生李羽（化名）是一位剧本杀主持人。主持人的工作是讲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推动剧情的发展。李羽在各地玩了100多个剧本，“哪怕就在澳大利亚待一个月，我都在剧本杀店办了个卡。”成为主持人后，他反复钻研剧本。 从前玩桌游、狼人杀的李羽改玩剧本杀已有两年多，一半是为了娱乐，另一半则是想感受不同作者笔下的世界观，“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每一个剧本带给我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在感受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世界，体会他想传达给我的一些思想。” 袁航记得，最初的剧本更多以推理探案为主线，让玩家们享受推理的快感，但得益于剧本行业的发展和剧本作者的努力，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题材。 “有时候故事的背景是凶杀案，但大家并不在乎案件本身。”袁航说，有的玩家渐渐沉浸于情感的部分，而弱化了探案推理的部分。”剧本杀从一个推理游戏逐渐演变为生活游戏，让玩家更多地享受体验。 两年前，在狼人杀游戏最火爆的时候，袁航经营着河南省内专业的狼人杀俱乐部，但看到剧本杀的出现，他选择把店面全部转型。 “狼人杀的对抗较多。”袁航说，“新手很容易被老人欺负，即使演好了自己的角色，也免不了被队友坑。但剧本杀不会，玩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获得满足，而且没有人会中途‘杀青’。” 市场的反应验证了袁航的判断，疫情发生前，他的剧本杀门店有日均10场的上座量，到了周末更是爆满。 李羽现在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是玩剧本杀时认识的，“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人作的决定、说出的话跟自己灵魂契合，私底下就会一起吃个饭，下次继续一起约着剧本杀。” 一个剧本体验另一段人生 身为主持人，李羽见过不少原本陌生的玩家结下友谊，“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实际上有着他自己的灵魂。” 在描述剧本杀时，玩家们最常提到“体验感”。这既包含逻辑是否合理、节奏是否得当，也包含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性。这是狼人杀、三国杀都无法带来的——在几个小时里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 “像学生无法去接触其他的职业，在剧本里他可能想做医生或者律师，体验不同职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人会选择古装剧本，了解一些古代的礼仪，满足他一个戏精的梦。”剧本杀店主林裕涵说。 “这届年轻人不是一般的戏精。”90后姑娘李芳华（化名）玩剧本杀时，是表演欲爆棚的时刻，“扮演戏子的人会捏着嗓子唱几句念白，恶霸角色刻意全场发言都凶神恶煞。”表演大都拙劣，但恰好带来快乐。 在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剧本里，她的青梅竹马到京师求学，她投靠到一个戏班子谋生。10年后她登台唱戏，与初恋相逢，对方已是军官。正当她以为终于找回真爱、脱离苦海时，男主忽然被害。 剧本几经反转，文笔细腻，描述了她耍的花枪有多重、有多长，李芳华把剧中角色凄苦的身世映射在自己身上。当大家复盘游戏，结局明了时，一向话多的李芳华突然沉默了，她一下子理解了剧名为什么叫《长恨歌》，“真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过了好几天，她还在回想剧中她的那位翩翩少年。 不止一个玩家透露过，游戏全程最让人兴奋的环节是主持人公布结局时。每个人的真实身份被一一揭开，一片片拼图终于凑出故事的全貌。 结局因玩家的选择而异。身为主持人，李羽常常惊讶于其中的不同。步入职场的社会人和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相差甚远。尽管都很代入角色，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符合角色当下的设定，而职场人往往想得更远，“他们除了成为角色，还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带给这个角色。” 李羽清楚地记得，剧本里，一位卧底警察爱上了一个人，但她犯了法。几乎所有扮演这个角色的玩家都选择原谅她。只有一次，一名玩家告诉李羽，“把她抓起来。”后来李羽才知道，这名玩家真的是一名警察。 好的剧本不单单是娱乐 之所以选择成为剧本杀主持人，与李羽玩过的一个剧本有关。这个名为《鸢飞戾天》的剧本讲述的是南宋国仇家恨的故事。“我以前看辛弃疾的词，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玩这个剧本以后，每次看辛弃疾的词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去重读了南宋的历史”。 李羽觉得，好的剧本不单单只是娱乐，三四个小时之后，玩家能实实在在了解一些东西，“当然在2020年去想南宋的事情，可能没什么用，但那种情怀是共通的。” 在袁航的剧本杀门店，以1942年的上海为背景的原创谍战剧本《夜来香》大受欢迎。当游戏结束复盘时，有玩家会流泪。“不是简单的玩家开心了，我们赚钱了，还有一个教育意义”。 袁航记得，有一位顾客喜欢上了剧本杀，希望能开一家加盟店，他的妈妈刚开始怀疑他“不是被人骗了吧”。老人家60多岁，后来在一旁看儿子玩《夜来香》，眼泪止不住。 “她说我儿子在国外待了7年，没想到回国来玩个游戏，居然爱国情绪能提升这么多，完全想不到现在年轻人的游戏是这样子的。” “作品核心是创意和文笔。”袁航介绍，《夜来香》的诞生颇费周折，从有创意想法到形成数万字的稿件，花费了十几天的时间。成稿后要将它转化成一个好的剧本，需要不停地排练、演艺，找熟悉玩家测试，印制剧本和道具卡，到真正问世时基本上已经三四个月过去了。 一套正版剧本便宜的三四百元，贵的卖到七八千元。发行一部高质量的作品，袁航能够获利几十万元。 “很多专业的作家，想尝试来做，多数都不行，因为他们不懂剧本杀，把写小说那套拿过来，玩家没有表演的感觉，没有代入感、没有包袱，体验就很差。”经营剧本原创和发行的工作室，多数是由剧本杀的实体店来做的。 有些店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盗版的剧本，“只需要去打印店，3角5角印一页”。这种做法让袁航气愤，“盗版店会拉低我作品的口碑，对我的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剧本的很多内核是需要作者告诉店家的，包括如何抖包袱，怎样突出情怀，这些我只告诉正版的买家。” 一些店家甚至会做一些色情暴力、打擦边球的作品来吸引眼球。袁航希望，国家能对行业有一个正向的引导，而不是发现一些违规的内容就一禁了之，“它不吵架、不打架，还能扩大社交圈，把 人与人的交互是行业的意义 4月6日，张莹告别了电脑和手机，又一次走进了FB谋杀之谜体验馆，那里刚刚复工。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张莹“在家憋得慌”，只能上网打麻将、斗地主。 据媒体报道，春节前后7天，有6款线上社交游戏跻身上升Top 20的应用榜单，其中四款是专门的剧本杀App以及包含剧本杀的游戏应用。春节假期15天内，剧本杀App《我是谜》总用户增长了20%-30%。 但比起在手机上玩剧本杀，张莹更喜欢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亲近感，“不坐到那个环境，常常会跳戏，比如说正在读这个剧本，突然我妈说‘你该睡觉了’，就会出戏。” 疫情对线下剧本杀门店的冲击更大。“像在洛阳，了解剧本杀的人越来越多，有店家尝到甜头，趁着今年过年开了将近20家剧本杀的线下门店，本来想赚一波的，疫情一过去只剩三四家了。”林裕涵的剧本杀门店，疫情期间的净亏损就有二三十万元。 在一家媒体2019年9月的报道中，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北京的剧本馆，可以出现近700个店家。如今，这一数字仅剩200多个。 “疫情对这个行业有毁灭性的打击。很多的老店都撑不下去。因为老店可能扩张速度比较快，做得比较大，房租、人员成本都高。”袁航说。 复工后，李羽回到岗位，继续做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剧本杀主持人属于服务业，需要很多技巧，“比如在一大桌人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你去怎么引导；当大家推理不清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提示会让他们觉得不生硬，而是他们自己推理出来的。” 他看着平时木讷的程序员在剧本中靠强大的逻辑侃侃而谈，抽丝剥茧；也会对那些沉浸在角色的设定里闷闷不乐的女孩子给予提醒。 “有知识的汲取，有人生感悟，还很开心”。 “面对面交流永远都是需要的，我们把人从线上拉回来。”袁航也坚持做线下门店，“我们今天一起玩个剧本，经历了共同的生死，面对着共同的考验，作出了一样的抉择，这种感觉多好！人与人的交互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意义”。 （选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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